【說明】

信主李卓敏（1912-1991）為廣東人，後任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寫此信時，時任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此委員會成立於 1949 年，1950 年解消，為時不過一年。由於收信者杭立武在 1949 年任教育部長，1950 年 3 月，蔣介石復位，提名陳誠組閣，原閻錫山內閣總辭，所以此信當寫於國府在大陸時期。1949 時值中原政權易手，許多掛名國府名下的公產該如何處理，國共雙方競爭甚烈，信中言及對解職外籍委員投鼠忌器的情況。收信者杭立武時任教育部長，原信上有他的批示。「中國善後物資保管委員會」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種組織，但顧名思義，大概可猜知這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用以資助中國的經濟組織。日本敗戰，中國慘勝，如何扶持中國已變成戰後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但到了 1949 年，中國局勢遽變，國府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此年十月ㄧ日後，在中國地區有兩個並立的政權。如何搶奪「中國」名義底下的資產，從大使館、黃金、外匯存底、到各種雙邊、多邊契約下的財產，遂成了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我曾有幸整理已故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最後兩年的日記，了解他在 1949 年年底赴美之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保存「清華基金」下的款項不為中共奪走。梅校長本人的象徵地位、這一筆當時金額龐大現已不足道的基金加上老北京清華的一批人，這幾個因素在 1955 年清大在臺復校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 1949 年前後，類似「中國善後物資保管委員會」或「清華基金」這類的名目一定不少。轟動一時的毛邦初案爆發開來，不會令人意外。比較之下，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還有不少公務人員願意將公家資產清清白白地帶到臺灣來，如臺北故宮文物或國家圖書館善本書，這種事情也許還較令人意外。「中國善後物資保管委員會」名下的這一筆款項或物質不知道後來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觀李卓敏與杭立武兩人對人事異動之小心翼翼，可想見當時處事之艱難。在戰後的年代，國府非常需要美國的支持，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有美國的因素，就不好處理。 李卓敏，廣東人，1936 年獲加州柏克來大學博士。返國後，在大學任教，擔任過政府公職。後來離港至美。1963 年，香港的崇基、聯合、新亞三個書院聯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擔任創校校長，且任期長達十五年。在整合三校的過程中，風波不斷，曾見唐安仁女士在追悼父親唐君毅先生的文章中言及港中大成立之種種爭執，唐先生的立場顯然和李卓敏不一樣。唐先生對新亞書院有感情，也有堅持，但反對其說者也有實務上的考量。港臺知識圈不大，在冷漠的冷戰年代，港中大的改制風波算是人文學界的大事，萬方矚目。改制風波，外人不易了解其曲直，只知身與其事的學者多少都受到傷害。身為學界晚輩，只宜對雙方當事者作同情的了解。半世紀過後，昔日的學界恩怨已成雲煙，香港中文大學現已變成大華人地區頗富聲譽的學府，此一成果，得來不易，這應當是唐、李兩人都樂以看到的成果。